比如，对宪法的“规范性”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同意义和层次上的宪法“规范性”也被混淆在一起，没有区分探讨。过去有一些研究简单把法律的规范性概念套用到宪法学中，把宪法当作普通法律来研究其规范性，这既没有深刻认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特殊性质，又狭隘地理解了“规范性”的内涵，没有看到宪法既有法律的规范性又具最高的法律规范性，并且还具有不同于法律规范性的政治规范性，忽视了宪法对于政治之整体而不仅仅是个别具体行为的规范功能及其在表现上的具体差异。

一旦消费者意识到服务质量不佳或要求解约，婚介机构则会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浙江杭州市李女士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自己在婚介机构现场签约3.5万元。付款后发现该机构信誉不佳，她决定在未接受任何服务的前提下终止合同，却被告知“需扣除违约金30%，也就是1万多元”。“这家婚介机构存在大量合同纠纷和消费者投诉，其套路如出一辙。但合同明确发生纠纷或争议时由指定仲裁机构仲裁。”她表示，这种不合理条款往往使得消费者在面对婚介机构时处于不利地位，让顾客明明知道权益受损也很难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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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